大一寒假，妈打电话来：“过年回来嘛，你爸想你了。”
我说学校有勤工俭学项目，寒假在图书馆值班，回不了。
是真的。
图书馆值班一天六十块，一个寒假能挣两千多。
刚好把妈给的那两千挣回来。
大一暑假，妈又打电话：“回来住几天吧，你姐也想你。”
“我报了暑期支教，在山区，七月到八月中旬。”
也是真的。
我教一年级的语文课。
二十三个孩子，教室的窗户是破的，黑板裂了一道缝。
我用粉笔在缝的两边写“日”“月”。
孩子们跟着念。
我第一次真正确认了——这就是我想做的事。
大二的时候，江盈打过一次电话。
“岁岁，我下个月去你那个城市出差，顺便看看你呗？”
我说那个月我考试，没时间。
她说：“行吧，那下次。”
没有下次。
妈的电话从一周一次，变成两周一次，后来变成一个月一次。
每次都差不多。
“你姐最近谈了个对象，条件挺好的。”
“你爸腰不太好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，家里你的房间都没动过。”
我听着，嗯嗯啊啊地应。
大三那年春节，妈在电话里哭了。
“你是不是还怪你姐？都过去两年多了，你姐也后悔了，别这样了行不行？”
我握着手机，靠在宿舍走廊的墙上。
外面下着雪，路灯把雪照成橙色。
“妈，我没怪谁。我就是忙。”
我的声音很平。
大四上学期，我开始准备教师资格证和编制考试。
每天早上六点起，晚上十一点睡。
整理笔记、刷题、试讲练习。
室友说我像一台不知道疲倦的机器。
我笑了笑没说话。
不是不知道疲倦。
是不敢停。
我停下来的话，就得想起那个下午。
17：23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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